【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 梁睿】8月，64岁的周繇又一次从长白山考察归来。和40多年来的许多次考察一样，他的相机和硬盘里，又多了一批植物影像。它们中的一些，生长在高山密林，可能只会在一年中短暂出现几天，一些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追踪，才能记录下完整的生命过程。科考人周繇把这样的工作形容为“给植物拍身份证”。
从1983年第一次走进长白山至今，他野外考察里程已累计数十万公里，走坏几十双鞋，拍下52万余张植物照片，完成8部学术专著。有人称他的成果为“现代东北版《本草纲目》”。但周繇很少谈这些成果有多“大”。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自己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把我看到的自然，真实地留下来。”
一枚果实，30年等待
周繇曾经为了拍到一种植物的果实，等了30年。
那是一种叫草茱萸的植物，生长在长白山海拔1500米左右区域。1993年，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植物时，就曾记录下它开花的样子。
在周繇看来，这还不够。一株植物的“身份证”不能只有一张照片。植物萌芽、开花、结果、成熟，不同阶段记录着不同的信息。
草茱萸偏偏是一种很难“补齐”的植物。它常见于高海拔区域。那里空气阴冷潮湿，降雨量大，蒸发量小。草茱萸花谢之后，往往又赶上雨季，果实难以保存。此后多年，周繇一次次进入山林寻找，却始终没有拍到满意的果实照片。
直到2023年，周繇终于得到消息：小兴安岭一带的草茱萸结果情况很好。那时，他正准备参加大学毕业40周年同学聚会。老同学多年未见，大家希望他到场。但得到消息后，他还是改变了计划，第一时间背起设备进入野外。最终，他拍到了那枚果实。
“植物不会等人，”他说，“错过一次，可能就要再等一年。”
草茱萸只是周繇为植物建立的众多“档案”之一。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为一种名为大花杓兰的植物使用35张照片。从花到果，从颜色到生长阶段，一株植物的生命过程，被尽可能完整地记录下来。“用得越多，才能把颜色、花期、果期的变化都讲清楚。”他说。
40多年间，周繇的考察范围逐渐从长白山延伸到整个东北地区，越来越多的植物被收入镜头，被分类、整理、标注，进入他不断扩展的植物影像资料库。
“我们自己的植物，我们自己来研究”
最初支撑周繇一次次出发考察的，是一个朴素的念头。
长白山的植物研究，曾长期由外国学者主导，不少植物的命名和资料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迹。“知道这些以后，我心里一直有个念头，”周繇说，“长白山是中国的，我们自己的植物，应该由我们自己来研究。”
1983年，从通化农业学校毕业后，周繇来到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工作。这里位于长白山南麓，域内海拔450米到2300米，丰富的海拔梯度孕育了多样的植物资源。每逢假期，他便进山考察，逐渐熟悉了长白山区的植物分布。
彼时，中国植物研究资料并不丰富，很多资料依靠绘图保存。但绘图虽然能够表现植物形态，却难以完全还原真实状态。
“除了看，我能不能为植物研究做点什么？”1993年，周繇调到通化师范学院工作。学院着手成立长白山植物科研小组，周繇入选其中。再次奔赴山林时，周繇背起相机，开始为植物拍照留影。
但学校提供的经费有限，更多时候，他自己贴钱购买设备。背着器材翻山越岭，在潮湿的林子里等待一天，只为拍下一株植物最合适的状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很多年。即使退休之后，他的脚步也没有停下来。
2025年，已经退休3年的周繇又一次独自穿行在东北的野外。那段时间，经费短缺，让这位科考人感受到压力。为了继续考察，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珍藏多年的著作。那套《中国东北药用植物资源图志》共9册，重25公斤，是他多年野外考察和资料积累的成果，也曾获得“第八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周繇非常珍惜。
书被朋友从书房拉走的那一刻，他在日记里写道，自己“心如刀绞”。
即便如此，他仍然在计划下一段考察路线：额尔古纳、根河、鄂伦春自治旗、漠河、塔河、呼玛……
“科考永远在路上。”这句话，他后来也写进日记里。
山还是那座山，人与山的相处方式变了
长白山主峰，周繇攀登过173次；密林、湿地、高山草甸，成了他的课堂。
最初他想弄清楚的是：这座山里到底有什么？他拍花、拍叶、拍果实，查阅文献，整理分类，研究哪些植物可以入药，哪些可以食用，哪些具有观赏价值。《中国长白山植物资源志》等著作，也是在这样的积累中逐渐完成的。
随着进山次数越来越多，他开始追问更多问题：同一种植物，为什么这里成片生长，那里却稀少？为什么一些植物的分布范围在悄悄移动？它们脚下的土壤、旁边的溪流、头顶的树冠，又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研究一株植物，到观察一片森林；从记录花叶果实，到关注土壤、水源和整个生态系统，周繇对长白山的认识，在40多年的行走中不断深化。一次次回到同一座山，他也发现：变化的不只是自己的研究视角。
“过去上山相对容易，现在反而难了。”周繇笑道。在他年轻时，人们更多关注森林能够提供什么：木材、药材，以及各种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而现在，进山要求愈发严格，生态保护成为优先考虑的因素。在周繇看来，这不是人与山的距离变远，而是人与山的相处方式变了。
库页红景天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具有药用价值，这种植物曾遭到大量采挖，山坡上留下一个个坑洞。但多年后，当周繇再次进入长白山考察时发现：库页红景天已经大面积恢复。曾经被破坏的地方，重新出现了成片生长的红景天。
手参也是如此。过去，一些人为了利益非法采挖。周繇曾亲眼看到，有人一次挖走上百斤手参。如今，随着保护管理加强，手参种群也逐渐恢复。
植物回来了，森林也在慢慢恢复生机。
得益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一度濒临绝迹的中华秋沙鸭等野生动物重新出现在长白山区域。曾经因人为活动而受到影响的生态链，正在逐渐恢复。
从一座山，看见中国的绿色年轮
40多年间，周繇的相机始终在记录着。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留下的胶卷和野外笔记与今天存进硬盘的数字影像放在一起，可以发现，照片里的植物在变化，山也在变化。
今天，长白山拥有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世界地质公园三张“国际名片”。保护方式也从过去更多依靠人工巡护，逐步发展为更加科学的综合管护体系：空中巡航、瞭望观测、地面巡查、远程监控，共同构成保护网络。
周繇走进长白山的40多年，也正是中国生态保护不断深入的40多年。从长白山向更广阔的中国大地望去，这样的绿色变化同样清晰可见。
从过去更多关注资源开发利用，到越来越强调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从保护一株植物、一种动物，到更加重视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中国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
今年3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森林面积达到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到25.09%，森林蓄积量达到209.88亿立方米，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连续40年实现“双增长”，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之一。
周繇的镜头，也早已不再只对准长白山。
2010年以后，周繇逐渐把考察范围扩展到更广阔的地区。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内蒙古东北部……越来越多的森林、湿地和山地，进入他的考察路线。
8月，结束长白山考察后不久，周繇又踏上了前往西北考察的行程。他仍然像过去一样，为一株植物等花开、等结果，也会为一张迟迟没有拍到的照片，再一次背起相机走进山里，为它们不断补充一张张“身份证”。
这些影像是植物的生命档案，也是一个人用脚步和镜头记录下的一圈圈生长在中国大地的绿色年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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